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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园里曾经有所大学叫燕大  

2010-03-17 11:26:05|  分类: 历史(人物)真相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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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园里曾经有所大学叫燕大

本报记者 王波  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  2009-05-13  [打印] [关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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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对“搞了一辈子教育”的老人蔡公期来说,“搞教育”之余,最近这30年里他集中做了两件事。先是“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桥牌”,后15年里,他“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全心全意地服务”。

    服务的方式是帮校友会联系校友和参与编写校史。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,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“燕京大学”,是蔡公期的母校。87岁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学们,不想让一所“曾经与清华、北大齐名”的大学,就这样沉入历史的河底。

    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,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“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”的纪念碑上,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“燕京大学”四个字,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,“燕京大学”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,“燕大精神”也从未消失。

   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。不久前,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。

“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”

   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。不到上午8时,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,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。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,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,把儿女晾在一边。

    “当年选学生会主席,我还投了你一票呢。”一位49学号(按照燕京大学惯例,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)的化学系校友,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。

    在他旁边,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,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,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。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,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,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。

    “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,再过10年,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。”校友姚林杰叹息道。他已经80岁了,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。

    他的学长们,很多是“拼了老命”从国内外赶回来的,因为“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”。1984年,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,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。如今,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,所剩无几,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。

    即便如此,在蔡公期眼里,“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,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”。这些年里,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,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

    返校的校友们,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,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。

    负责收会费的,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,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。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,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。

   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,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,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,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,也远远不够,因为“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”。

    这一天,刚好是北京大学的“校园开放日”,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,不少家长觉得好奇,在贝公楼旁边远观。他们并不知道,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,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。

  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,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

    “别说他们,就是北大的学生,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。”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。20多年来,他一直负责编辑《燕大校友通讯》,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,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“抱怨”。

    在他看来,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,是因为他们“恋旧”,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,则很大程度上是“宣传上出了问题”。在最新一期为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,有人指出,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,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,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,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。

    “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,革命干部都讨厌我,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。”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,一位校友这样说。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,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。

   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,在这里,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。也是在这里,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。68年过去了,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。

    “欢迎你,蔡公期。”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,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。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,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。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,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,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。“那时,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,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!”蔡公期感叹道。

   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,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。不过,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,正是这一次“罪大恶极”的握手,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,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“亲美分子”的罪名。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,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《董存瑞》。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问世后,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,“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,都要交代”。

    更需要交代的,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,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,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。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,她们就得检讨。

    如今,再次身处临湖轩,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:“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,我们活下来了。”

   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,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,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60年前,在燕大读书期间,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,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,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。他也因此被认为是“地下党员、反蒋青年”。

    “其实什么都不是,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。”60年后,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,只求“实事求是”。5年前,他到美国访问,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,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。但两人见面,已只剩下“天下燕大是一家”的亲近。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,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。

    “过去观点不同,但不影响现在交往。”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,对此深有感慨。

   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,提高了嗓门说:“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,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。”

  “政治上见解不同,人格上都是平等的”

    “自由、民主和平等。”问起什么是“燕大精神”,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。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,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“平等”精神的一个标志。

    对蔡公期来说,这种“燕大精神”影响了他整整一生。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,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。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,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,并握手欢迎他们。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,学生接近500人时,他才不得不停止。

    在老人们眼里,“自由”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。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“学生参加宗教仪式”的规定。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,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,可以读到英文版的《资本论》和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,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。而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,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。

    在燕园之内,各种团契(意指社团)相当多。“一些团契‘很左’,一看就是共产党,原来真是共产党。”赵寰笑道。即便如此,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。何宝星回忆,各个团契“政治上见解不同,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。人格上都是平等的。”

    抗战期间,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,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,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,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,为他们饯行,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。在蔡公期看来,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——“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”。

   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“因真理,得自由,以服务”。1937年,北平沦陷之后,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“因自由,得真理,以服务”,直到1945年才恢复。这期间,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。在蔡公期看来,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,人只有获得自由,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。

   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,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。1940年,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,被查出患肺结核病,推迟一年入学。入学后,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,便又转入化学系;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,他又转入社会学系。“这样自由转系,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?”他反问道。

    转到社会学系后,他发现,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,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。“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。”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,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。

 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,被渐渐淡忘

   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。

    1949年8月,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,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。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,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《血泪仇》和《刘胡兰》。何宝星回忆,见到同学们时,黄宗洛告诉对方,“叫我‘黄河’。”“黄河”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。也正是在演出那场《刘胡兰》时,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,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。

   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下乡土改”。1951年,在校的学生们,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。

    到了1952年,开始院系调整,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,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。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,也开始渐渐被淡忘。

    校友会成立后,前些年聚会时,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。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“大势所趋”——“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,谁来办这个学呢?叫别人来办,那还是燕京大学吗?更何况在燕园里面,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。”

   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,这分记忆,正变得越来越浓。

   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“学者的风度、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”。“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,注册学生9988人。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,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。”因为编写燕大校史,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。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,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    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。”何宝星说。《燕大校友通讯》最初只有32页,一年出一本;如今,已达到100页,一年需要出三本。稿子越来越多,这也让何宝星为难。不仅如此,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,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。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,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。

   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。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,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。

   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,为了及时传送稿件,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。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,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,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。

   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,“代沟已经形成,观念不同了”。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,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。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,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。

   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,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,校友们聚在一起时,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,他们戏称“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”。但他们无奈地发现,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,“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”。

    90周年校庆这天,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,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,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“制度问题”和“国家形势”。

   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,从轮椅上下来,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,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。总共24级台阶,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。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,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。

或许只有老人自己,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。只是这一群老人,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。

编后:1,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“燕京大学”,是一所“曾经与清华、北大齐名”的大学。

2,“别说他们,就是北大的学生,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。”现在的北大校园是燕园,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。

3,“政治上见解不同,人格上都是平等的”,“自由、民主和平等。”——是“燕大精神”——是燕京大学精神。

——chenjiangchi 2009-5-13看到,深切感受了同学情和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”的精神。现摘录编辑之。2010-3-17粘贴转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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